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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骨铭心 情真意切 
[ 2009-4-14 11:32:00 | By: 心斋 ]
 

刻骨铭心 情真意切

——简评刘会柱先生《故园情丝·自传》

尹祚鹏

德国哲学家莱辛说:“艺术家的作品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并不是让人一看了事,还要让人玩索,而且长期地反复玩索。”[1]乡土作家刘会柱先生30万字的《故园情丝》[2]就是一部非常值得玩索的作品。初读该书,我为其中蕴含的真挚情感而深深感动,也为其中包含着热爱家乡的厚重历史责任感肃然起敬。这种心灵的共鸣和震撼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我才静下心来进一步思索为什么许多人读过这本书特别读过自传部分后会流下滚烫的热泪?该书没有修饰的辞藻,没有宏大的场景,没有伟大的人物,只是娓娓道来,描写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经历情感,那为什么该书能取得如此震撼人心的效果呢?就笔者浅见,作者笔下的许多情景描写生动真实,恍如昨日,如在眼前,令人感到印象深刻。简言之,这本书特别是作者的自传部分达到了刻骨铭心、情真意切的艺术效果。具体分析如下:

所谓“刻骨铭心”,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作者经历既有曲折性又有传奇性。童年时父母离异,未感受家庭温暖;少年时因贫穷不得不辍学;青年时从戎学得一身硬功,却因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反革命而不得留队;初恋时因女方父亲的封建恶行而被迫忍痛割爱;退伍当社员时被卷入反革命陷害案;为谋生计潜心钻研各种手艺;本该被招工却被顶替;工人梦破灭后被迫当过民师;为父平反昭雪一波三折,几乎讨饭六下河南.....坎坷的经历使作者饱受风霜之苦,也使作者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作者的苦难经历就像一面面镜子反映出历史的曲折发展。

二是叙述的真实性和情理交战的矛盾冲突性。法国艺术哲学家丹纳说:“文学作品的第二因素是遭遇与事故。”“艺术家必须使人物的遭遇与性格配合。”[3]这种真实性和矛盾冲突性在描述母亲的性格和行为时尤为突出。作者深刻地描述了母亲所遭遇的不幸,这种不幸导致了母亲性格的扭曲和脾气的暴戾。

作为军转干部的父亲与母亲离异导致了母亲的心理变态和自己的心灵创伤。 作者一方面谈到母亲在外面因感到自己没身份没地位对外面的长辈十分恭顺,另一方面又描述了母亲在家里把种种压抑以霸气和情仇的方式爆发出来:“随着岁月的流逝,母亲期盼父亲回心转意的愿望渐渐成为泡影。她的脾气变得越来越狂躁不安。不管说话或做事,好发无名之火。时常摔摔打打,甚至心理逐渐扭曲。她由原来对父亲的期盼逐渐变成仇恨了。不知有多少个夜晚,我被母亲的哭骂声惊醒。在一个深夜里,我又被一阵轻轻的响动惊醒了!睁眼屏息看去,母亲正蹑手蹑脚地走出屋门。只见她走到天井里,划着火柴,点燃几根香,双手举起来,鬼火一样的上下挥舞。然后双膝跪地,口中念念有词。尽管声音不大,但却听得清楚:‘老天爷,替我报仇哇!…’”作者母亲作为一个被离弃的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她无法对命运作出选择和抗争,在默默的忍受中精神变得烦躁不安,心理扭曲,采取了巫术咒符的办法来诅咒给自己带来痛苦的丈夫。这些颇有点恐怖的场景很自然地给作者带来无尽的心灵伤痛。

虽然作者自传谈论的是一个小人物的经历,不能与司马迁的宏大叙事相比,但作者秉承了太史公司马迁发愤著书的传统和实录历史的精神,真实地描述了亲生父母之间的矛盾纠葛导致了自己的痛苦和不幸。这种真实地描述是在充满极度痛苦和无奈的情理矛盾冲突中展开的。从道理上说,作者不愿接受父母对自己精神的打击,然而自己不能忘怀骨血相连的亲情。从内心情感角度上作者不想写父母的离异与反目,从客观写作理性角度上作者又不能不写这些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幕幕场景,这样作者在真实描写中就必然流露出情理之间的矛盾,这种充满矛盾的心灵煎熬让人备受感动。尽管如此,作者在字里行间中也透露出对母亲遭遇的悲悯和同情,对父亲遭受诬陷的愤慨和为其平反的执着。作者还有一颗善良的种子,他没有因自己遭遇不幸就自暴自弃,在当老师时,他用深厚的爱去关注那些和自己有相似经历的孩子,作者的品格和情操令读者肃然起敬。这种情理矛盾交织所产生的痛苦张力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是剪裁事件的典型性。恩格斯在《致·哈克奈斯》中说:“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4]人的一生自然要经历大大小小的事件,写自传当然要抓典型事件,而不是面面俱到,写成流水账。作者在自传中就选择了影响自己一生的典型事件,如初恋让作者永远难忘,上世纪六十年代作者与同村的颍姑娘一见倾心,真心相爱,而颍姑娘的父亲接受彩礼硬要把她许配给根本不爱的人,颍姑娘想退婚,遭到父亲毒打,作者面对家长制包办婚姻的专横,又气又恨又无奈,只好流泪拒绝了颍姑娘的爱恋。这一事件很典型,反映了封建包办婚姻的恶习并没有因为1949年全国解放就走进历史垃圾堆,在民间仍有一定的市场。

其他事件也很典型,军旅生活是作者最为美好的回忆,作者因为格斗出色,被挑选为阿尔及利亚军事来访团的保卫人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阿两国的友好交往史。文化大革命是非颠倒,作者亲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反革命陷害案,事后想想也是心有余悸,但作者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高尚的人格,令人佩服。文革期间,作者父亲也被打成反革命被迫害致死,虽然他没有尽到当父亲的责任,但作者从情感和道义上义无反顾地为父亲平反。作者十年之中六下河南,最终为父平反昭雪并树碑立传,并把自己应得的抚恤费都给了继母,接班工作也留给了继母所生的子女。“穷死也不给山东人丢脸。”作者高尚无私的品行赢得了鹿邑县委的高度称赞。这些典型的事件一方面对于自己印象深刻,另一方面与整个社会大背景有着密切关联。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惟一源泉,......但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遍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更带有普遍性。”[5]作者自传中所反映出来的事件对个人来说是特殊的、典型的,然而对整个社会来说却具有普遍性,加上作者描述的集中性和情感的强烈性,很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庄子曾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作者自传之所以取得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当然要归功于作者的真诚深挚的情感了。如作者描写1971年过年与大哥喝酒,翻遍了满锅白菜挑不出一丁点儿肉给孩子吃,又引用了当时流传颇广的一副对联:进有门,出有门,借贷无门;年好过,月好过,日子难过。这些场景真实反映了文革时期人民生活的困苦,忆苦思甜,作者在《健步走夕阳》中才深刻感受到改革开放给老百姓带来的实惠和好处,才从内心深处体会改革开放的成果来之不易,应该好好珍惜,身在福中要知福,知足长乐。

所谓“情真意切”来源于作者亲身经历的童年体验。美国作家凯瑟认为:815岁之间是一个作家一生的个性形成时期,这个时期他不自觉地收集艺术的材料,他成熟之后可能积累的许许多多有趣而生动的印象,但是形成创作主题的材料却是在15岁以前的获得。[6]如果进一步分析艺术家的童年对其创作影响时,就会发现艺术家童年父母的亡故或离异、家道中落等的痛苦经验对其性格和气质的影响尤其巨大,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他的创作的题材选择、人物原型、情感基调、艺术风格等。[7]美国著名小说家海明威也认为“不愉快的童年”是作家最好的训练,而作家杨沫把父母不和给她造成的心灵创伤以及对她一生性格的影响都表现在《青春之歌》中的主人公林道静身上。这种缺乏抚爱、无人照管的生活,培养了杨沫倔强、大胆、正义、热情的性格。杨沫曾说:“渐渐地我养成了一种眼泪向肚里咽的忍耐性,也养成了一种无言的深藏在心底的反抗性。”[8]我们在作者的自传中就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童年时父母离异、母亲性格扭曲对作者造成了深刻的心灵创伤,作者也是倔强顽强、追求正义和理想。面对家庭生活的困境,作者起早贪黑,用极其简陋的工具学习编笊篱,弄得鲜血直流,作者虽有不平之气,但从未向命运屈服。作者勇于在报纸上发表针砭时弊、激浊扬清和扶正压邪的小评论也可见一斑,如《拆散老年夫妻实不该》、《建议修修这条路》、《六路车能否将终点站延至港里》、《莱芜市两亿多斤大白菜亟待调出》、《学生严冬喝凉水岂能忍心》、《关于迁建港里龙王庙的报告》等,完全可以看出作者关心社会现实、渴望正义公平的高尚理想追求。深刻的体验、真挚的感情自然造就了刻骨铭心的印象。

正因刻骨铭心情真意切,许多读者包括笔者本人也深受感染,不能自已。我与作者是两代人,然而业已而立的我从农村走来,正好目睹和经历了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巨大变迁,加上从父母那里听到过许多与作者类似的真实坎坷经历,不能不在心灵上深受感动和震撼。

其次自传的语言也很有特色,以书面语为主,辅之以莱芜当地口语和谚语,二者相得益彰,如描写自己因生活贫困而被迫休学时说的一段话:“常言说得好,黑夜寻思千条路,天明还是买豆腐。我叹息自己‘志比天高,命比纸薄!’我就常想,我何时才能从现实的困境中走出来呢? 描写母亲诅咒父亲的那一段话后,作者感叹“可把我吓煞了”是典型的口语。自传不足之处,作者不能充分展开各种艺术手法,纯以真情叙述为主,情感和自然之景的交融做得还不太够,这或许是文体所限,但不管如何,作者的自传达到了以情动人的艺术效果。

再次,自传具有认识、教育和审美功能。白居易说:“感乎人者,莫先乎情。”情真,事真,义真,作者在自传中真实地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对家乡文化的热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者的自传具有认识社会发展变迁的功能。自传具有教育功能,能教育当代青年人在幸福生活面前不要忘记艰苦奋斗的精神。自传还具有很强的审美功能,一是作者的自传有着痛苦的悲剧美,也有着热爱生活和追求理想的美;二是具有艺术手法之美,自传中有些章节与前面个别地方有相同之处,作者采用了太史公的互见法,注明“详见前面散文《过年》”等。

此外,除了文字的刻骨铭心、情真意切外,装帧设计也是独具匠心,启人深思,令人难忘。封面颜色以土黄色为底衬,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这生活过的、令人热爱的黄土地以及丝丝不断的陈年往事。页面上方古老的齐长城暗喻着历史的沧桑变化。它既古朴凝重,见证着莱芜前进的步伐;又历久弥新,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焕发出新的生机。书页中间的石碾让人感受到上一世纪农民耕作的辛勤、痛苦和收获的欢乐,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和农业税的免收,石碾进入了博物馆,成为历史发展的一个环节,一个历史的遗存。浮在这这大背景之上的便是黑色的书名、作者名以及田间地头忙碌的农民夫妇和牵牛村童的黑影图片。村童说明了作者来自于农民,其成长变化与农村、农民和农业有着割不断的血脉联系。

最后,金代元好问曾说:“豪华落尽见真淳。”作者描写生活经历,没有任何的华丽辞藻,而是质朴无华,亲切生动。作者选取了影响自己的典型事件来写自传,细心刻画,寄寓真实的生活感受。更进一步来说作者从自身和乡村变化记录了历史发展的脚步,所叙述的一幕幕场景成为中国乡村发展的一个个缩影。作者叙事以小见大,虽以回忆陈年旧事为主,却能忆苦思甜,彰显出今日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伟大成就来之不易,值得倍加珍惜。该书出版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意义非凡。这本书可以称得上是莱芜乡村变化的跨世纪历史见证,是具有认识价值、教育价值和审美价值的一部生动教科书,非常值得一读。

 

注释与参考文献

[1][]莱辛《拉奥孔》(1766年)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8

[2]刘会柱《故园情丝》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8,本文楷体字即引自该书

[3][]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396-397

[4]恩格斯《致·哈克奈斯》(18884月初),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3

[5]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5月),见《毛泽东论文艺》,北京:人民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9

[6][7]转引自童庆炳程正民主编《文艺心理学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94页、95

[8]杨沫《打破牢笼——回忆我的童年》,《作家的童年》(1),第14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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